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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科技集团军:在艰难中前进

2001-01-08 来源:光明日报 本报记者 樊云芳 丁炳昌 我有话说

作者手记

记者同时送了两篇关于海口市科技方面的稿件请海口市委领导审阅:一篇是纯粹的正面报道,只讲成绩不谈缺陷,一篇比较“立体”,既写了成绩也写了问题。究竟发表哪一篇,记者请海口市委来定。

过了几天,市委领导通知记者,请发比较“立体”的那一篇,因为市委已经作过调查,那一篇报道里谈到的问题都是事实,是事实就欢迎见报,欢迎舆论监督,市委市政府要借此改进工作,促进问题的解决。

几天后,记者又在一次会上听到一位市委领导诚恳的表态: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市委要给新闻舆论监督创造宽松的环境。

这,就是这篇报道见报的背景。

历史性的转折——从微不足道到“龙头老大”

海口市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海口市医药行业的产值在2000年已经以明显的优势居于海口市GDP的榜首,这一局面同时也确定了海口市科技集团军在该市产业大军中“龙头老大”的地位。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微不足道到现在的“龙头老大”——海口市科技产业和科技集团军的崛起有目共睹。特别是在近3年里,人们可以感觉到这支集团军的勃勃生机和逼人的气势。

1995年,那是海口市不堪回首的一年:盲目发展房地产造成的“泡沫经济”如雪山崩塌,全年的GDP狂跌到负增长的临界点。如何挽救?市委市政府的新领导求救于产业结构调整。电子信息技术、生物与医药、海洋开发、生态和环保——以这4个产业为主导的科技产业,在反复论证后被确定为带动产业升级、发展海口经济的突破口。

4年多过去了,海口市的经济硬是依靠发展科技产业走出了泥潭,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然而,实事求是地看,前进中的科技集团军还面临不少艰难。本报记者采访了一些成功的科技企业的老总,且听他们的反映——

海口市的科技政策好,但离真正落实还有一段距离

能把中国的“微软”——北大青鸟吸引到海口市来建立一个软件出口基地,是海口市科技局的骄傲。“这一方面是因为市科技局所做的巨大努力,另一方面是海口市的科技政策好,吸引了我们的董事长杨芙清院士。”该软件基地的常务副总安金龙如是介绍。

但来了两年,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却不尽如人意。原来答应给基地的500亩土地,至今只落实了65亩,通往基地的那条道路,由于矗立着半拉子工程竟然至今还没有“规划”好。而同期,北京的软件研发基地却已经竣工,北大青鸟与全国各地的合作已全面铺开,海口市失去了一马当先优先发展的时机。“引进合作者和好项目固然重要,但引进后怎么做,如何把好政策落实到位,以发展与投资者良好的合作关系和项目优势,很关键。这方面海口市还要下工夫。”

对此,海南兆信防伪科技公司的总经理蔡秋龙深有同感,他说,就说退税吧,我公司有100多万按政策该退还给企业的税,拖了2年多了,从市长到市人大主任都亲自过问了,就是退不下来,如这个政策长期落实不了,一些高科技企业就会离开海口市迁往他处。

市里领导确实够重视了,但融资渠道很不通畅

海南科技同盟集团是从7-8个人、2-3间房起家的,短短五六年,已经发展成拥有50亩生产基地、5个全资子公司、2个科研机构、3亿元资产的生物工程药业集团,办事处和销售网络覆盖了全国26个省市,2000年1-10月的销售额已超过1.3个亿。

“说起省市领导对我们企业的关心,令人感动。在企业遇到困难时,市里组成了专门的协调会,市委书记、市长几次到现场办公,帮助解决问题。这种重视程度,恐怕在内地一些省市是感受不到的。”同盟集团的总办主任万晴对记者说。

但万晴说,海口市还没有建立起多渠道的科技融资体系,风险投资基金叫了2年,直至2000年年底刚刚建立,尚未开始运行;市政府每年的科技投入与其他省会城市相比,少得可怜;向银行贷款,一则是海南的银行经过房地产泡沫经济后,可贷的资金量确实很少;二则银行疑惧心理很重,生怕又贷错了,宁可不贷,走向另一个极端。

说起这一点,海口椰宝绿色餐具有限公司总经理陆礼金一肚子火:我拥有几百万元的厂房和设备,可就是贷不出几十万元流动资金来——拿财产作抵押也不贷给你,为什么?就因为我公司是民营科技企业。在融资方面,民营企业融资渠道不太通畅。

科技成果多多,可产业化难

黄俊生教授是1999年刚从德国回来的博士生,作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他亦喜亦愁。

黄俊生教授给记者看了一份资料:中国热带农科院实验室张锡炎博士从1992年引进了品质优良的“巴西种”香蕉。1993年以来,“巴西种”在海南的推广面积累计达到100万亩(光1999年就在全省种植了36万亩),产值32亿元,利润高达10—15亿元。“你看,生物技术一旦产业化,经济和社会效益真可谓一本万利!海南省是个生物资源的大宝库,我们实验室这几年发展迅速成果多多,产业化的前景极其诱人;但仔细筛选,在大量的科技成果中,像香蕉试管苗这样比较成熟宜于产业化的却又没有几个,令人深思。”

原因在哪里?黄俊生认为,以前的科研体制以“成果”的多少作为评估实验室水平的唯一标准,至于这些“成果”是否适宜于“产业化”,根本就不在评估范围内,这就引导了科研人员在选择课题时走入误区,这是一;一项成果的产业化需要大量投入,而海南省科研经费的严重匮乏,使一些有苗头的成果在此过程中难以为继,这是二;产业化后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得不到合理的经济效益,这是三。

改革是唯一的出路。黄俊生拿出一大叠海南省大农业公司老总的名片:“你看,这些公司现在都在跟我们谈合作或已经开始合作,合作课题都是目前海南省发展热带高效农业中最紧迫的课题,由企业出资金实验室出技术,成果共享效益分成,共同走出一条产业化的道路来。”黄俊生欣慰地表示,产业化进展加快了,实验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若你们明年再来采访,有几个项目将会形成一定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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